栋梁 | 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为配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即将于8月开幕的“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学刊公众号拟以此为栏目陆续刊发系列纪念文章。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北平西南郊卢沟桥攻击中国守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是这一天，位于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接到了梁思成从山西五台县发来的电报：中国首次发现了唐代木构建筑！
七年后，因战事所迫辗转迁移至四川李庄的梁思成写就《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及续文，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二期。1953年，梁思成应《文物参考资料》邀请将原稿修正并改为语体文重新发表，后收录于《梁思成全集》第四卷。然而遗憾的是，当年受条件所限手写石印出版的文章原稿却始终没有进行文字录入整理。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建筑史学刊》公众号特别推送首个整理版本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原文以资纪念，欢迎阅读！
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梁思成
一 记游
二 佛光寺概略 现状与寺史。
三 佛殿建筑分析 立面，平面，横断面，纵断面；月梁，平闇，柱及础，门与窗，屋顶举折；椽槫 角梁，瓦及瓦饰。
四 佛殿斗栱之分析 七种斗栱，材栔。
五 佛殿附属艺术 塑像，石像，壁画，题字。
六 经幢 唐大中十一年幢，唐乾符四年幢。
七 文殊殿 平面，斗栱，柱及础，梁架，门窗，佛像。
八 祖师塔及其他墓塔。
一 记游
山西五台山五峰环抱，盆地居中，镇曰台怀。五峰以内称“台内”以外称“台外”。台怀为五台中心，附近寺刹林立，香火极盛。殿塔佛像均勤经修建。其金碧辉煌，以炫耀进香俗客者，均近代贵官富贾所布施重修。千余年来文殊菩萨道场竟鲜明清以前殿宇之存在焉。
台外情形与台内迥异。因地占外围，寺刹散远，交通不便，故祈福进香者足迹罕至。香火冷落，寺僧贫苦，则修装困难，似较适宜于古建筑之保存。
二十六年六月，偕社友莫宗江，林徽因及技工一人入晋，拜谒名山，探索古刹。抵五台县城后，不入台怀，折而北行，迳趋南台外围。乘驮骡入山，峻路萦迴，沿倚崖边，崎岖危隘，俯瞰田畴。坞随山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旅途僻静，景至幽丽。至暮，得谒佛光真容禅寺于豆村附近，瞻仰大殿，咨嗟惊喜。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一旦于此得一实证。
佛光寺正殿魁伟整饬，为唐大中原物。除建筑形制特点历历可征外，梁间还有唐代墨迹题名，可资考证。佛殿施主为一妇人，其姓名书于梁下，又见于阶前石幢，幢之建立则在大中十一年（公元857）也。殿内尚存唐代塑像三十余尊，唐壁画一小横幅，宋壁画数区。此不但为本社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之唯一唐代木构殿宇，实亦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寺内尚有唐石刻经幢二，唐砖墓塔二，魏或齐砖塔一，宋中叶大殿一。
正殿结构既珍贵异常，开始测绘惟恐有失。工作之初，因木料新饰土朱，未见梁底有字，颇急于确知其建造年代。通常殿宇建造年月多书于脊檩。此殿因有“平闇”顶板，梁架上部结构均为隐藏，斜坡殿顶之下有如空阁，黑暗无光，惟赖檐下空隙，攀跻匍匐可入。其上积尘数寸，着足如绵。以手电探视，各檩则为蝙蝠盘据，千百群聚，无法驱除。脊檩有无题字，终不可知，令人失望，废然久之。及继续探视，遽见梁架上部古法“叉手”之制，实为国内木构中孤例。似此意外，则又惊诧，如获至宝。
摄影之中，蝙蝠见光振翼惊飞，秽气难耐，工作至苦。同人等晨昏攀跻，或佝偻入顶内，与蝙蝠壁虱为伍，或登殿中构架，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盖已深惧机缘难得，重游匪易，此时图录未详，终负古人匠心也。
工作数日，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且有字者左右共四梁。但字迹为土朱所掩，梁底距地两丈有奇，光线尤不足，各梁文字颇难确辨。审视良久，各凭目力，揣拟再三，始得官职一二，不辨人名。徽因素病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甚恐有误，又细检阶前经幢建立姓名。幢上有官职者外，果亦有“女弟子宁公遇”者称“佛殿主”，名列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书于梁，又刻于幢，则幢之建造应与殿为同时。即非同年兴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之时也。殿之年代于此得征。
为求得题字全文，当时遣僧入村募工搭架，思将梁下土朱洗脱，以穷究竟。孰知村僻人稀，僧去竟日，仅得老农二人，既愚且拙，筹划又竟日，始支一架。同人焦灼，裂布单浸水互递，但亦半日始洗两梁。土朱着水，墨迹骤显，但水干墨色复淡，又隐约不可见。费时三日，始得毕读题字原文（第十九图）。颇喜字体宛然唐风，无可置疑。“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自为唐宦官，然尚未知其为王守澄也。
第十九图 佛殿槽内明栿下唐人题字
正殿摄影测绘既竟，复探视文殊殿结构，测量经幢及祖师塔等。（均见本刊下期）。祖师塔朴拙劲重，质文参半，显示魏齐遗物。文殊殿则纯系北宋手法，惟构架独特，前所未见；前内柱间内额净跨十四公尺余，其长惊人，寺僧称此木材为“薄油树”，但土音难辨，究不解所言。一童子出枥树叶相示，又导登后山丛林中，意或此巨材即为后山枥木，但今林无巨木，幼树离离，终未敢置信。
最后访墓塔于岩后坡上，松林疏落，晚照幽寂；虽峰峦萦抱亘古胜地，而左右萧条，寂莫自如。佛教迹象，如随高僧圆寂。唐代一时之盛，已渺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
工作初竟，曾驰书太原赵次陇先生，详陈寺之珎罕，敦促计划永久保护办法。未料游台怀诸寺后，越北台至沙河镇沿滹沱河经繁峙至代县，工作二日，始闻芦桥烽火。时战事爆发，己逾五日。当时访胜所经，均来日敌寇铁蹄所践，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是晚阅报，仅知北平形势危殆，津浦、平汉两路己不通车。归路惟有北出雁门，趋大同，试沿平绥返平。又虑平绥或不得达，而平汉恢复有望，故又嘱技工携图录稿件暂返太原候讯。翌晨发自代县，徒步至同蒲路中途之阳明堡，遂匆匆分趋南北。
图稿抵平，多经挫折。然此仅其发生安全问题之初次。此后与其他图稿由平而津，由津而平，复由社长朱桂辛先生嘱旧社员重抄，托带至沪，再由沪邮寄内地，辗转再三，固无非在困难中挣扎者。
今晋省沦陷已七年，豆村曾为敌寇进攻台怀据点。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吾人对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惧忧惶，又宁能自已。调查报告脱稿，略追记前游如此。
二 佛光寺概略——现状与寺史
现状 佛光寺在南台豆村镇东北约五公里之佛光山中。伽蓝依岩布置，（第一图），正殿踞于高台之上，俯临庭院，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唯西向朗阔，故寺门正殿均西向。寺门内庭院广阔，大部荒顿，左右两侧，南向者为文殊殿五间，结构奇绝，细查各项手法，则属北宋形制。（详下期本刊）。北向者旧有普贤殿对峙，寺僧已不忆毁于何时，今殿址仅立厩舍数楹而已。山门卑小，称韦陀殿，为近世草率重修。旧有山门相传焚于清光绪间。文殊普贤两殿间庭院中，残砖茂草，经幢屹立，唐乾符四年物也。（第廿一图）。两殿之东至正殿台下距离颇远，各为四合小院。小院东房皆为砖砌窑室七券，简陋殊甚，南北为清式小阁殿堂，为今僧舍客堂。
第一图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平面略图
第二十一图 唐乾符四年幢
窑后地势陡起，依山筑墙成广台，高约十二三公尺，即为正殿之基。正殿七间，总面阔为三十四公尺有余，西向俯瞰全寺及寺前山谷。广台甚高，殿之立面，惟在台上可得全貌。台以上，殿后近接山岩，几无隙地，殿前距台沿约十公尺，仿佛如小庭院。殿之阶基，仅高出台上地面踏道数级而已。殿斗栱雄大，屋顶坡度缓和，广檐翼出，全部庞大豪迈之象，与敦煌壁画净土变相中殿宇极为相似，一望而知为唐末五代时物也。柱额，斗栱，门窗，墙壁，均土朱刷饰，无彩画。
殿前经幢（第二十图），高约三公尺余，刻工秀美，与殿阶密通。幢侧双松夹立，苍拙如画，幢建于唐大中十一年。立幢人之一即为殿之施主，又见于殿梁题字，得征建殿与立幢约略同时，故幢为考证寺史之重要实物。
第二十图 唐大中十一年幢
位于殿两山之侧，有左右小配殿各一，为清式建筑，形制卑小。殿后峭岩高与檐齐，盖兴建之初，凿崖开山以辟屋基者，殿内后柱数础有就岩石凿成。殿南侧稍东，崖前乱石杂树之间，有砖塔一座，六角重层，称祖师塔，形式甚古，似为魏齐原物。（见本刊下期）。
殿内部广阔修饬，结构简洁，内柱周匝，分殿身为内外槽。内柱斗栱华栱四层，全部不施横栱，上托月梁如虹，飞架前后内柱间，秀健整丽，为北方宋辽遗物中所未见。内柱与外檐柱之间，即外槽之上，亦以短月梁联系。殿内上部施小方格平闇，其支条方格极小，与日本天平时代(约当我唐中叶)遗构相同；国内则如河北蓟县独乐寺，辽代观音阁，亦见此法。梁底题字，初为土朱所掩，经洗涤始出，为“功德主”“佛殿主”，及当时当地长官职衔姓名。书法宛然唐风。（第十九图）。
沿后内柱立“扇面墙”，尽五间之长；墙前大佛坛，深一间半。坛上每间供主像一，高约五公尺，颇硕大，胁侍供养菩萨等六，并引兽獠蛮拂箖童子等，及坛两端甲胄天王共三十余躯。坛隅供养信女像一躯，殿门南侧有沙门像一躯，均为等身（life size）写实像。两像人性充沛，与诸佛菩萨迥异其趣，初不令人着意，但觉神情维妙，亦未识像与寺史关系之深也。主要诸像姿势劲雄，胁侍塑法，生动简丽，本皆精湛之作，惜经俗匠重装，轮廓已稍模棱，且色彩鲜缦，辉映剌目，失去醇和古厚之美。所幸原型纹摺改动尚微，像貌线条，尤未尽失原塑趣味及特征。重装以薄纸裱褙，上敷色彩，试剥少许，应手而脱，内部尚见旧色，他日复原工作，或属可能。
第十七图 坛北端护法天王
佛殿两山墙，后檐墙及佛坛之扇面墙，通常施绘壁画之处，今皆涂白垩，殆原有壁画已渐剥落，后世修茸，遂竟涂刷无遗。今惟内柱额上少数栱眼壁尚有小幅壁画存在，适足以证明殿中原有壁画，而得幸存至今者仅此而已。其中最足珍视者为右次间前内额上之横幅。其构图分为三组：中央以佛为中心，左右以菩萨为中心，各有菩萨天王等胁侍，似为西方阿弥陀佛及观音势至二菩萨。画像色泽黝古，除石绿外，所有着色均昧暗成铁青色。衣纹姿态均极流畅，笔意诚富唐风，与敦煌壁画尤相似。其左次间前内额上栱眼壁，画作七圆光，每圆光内画佛像十躯，布局格式与右次间者完全相异，题签为宋宣和四年，色彩尚极鲜焕。两相比较，一望而知右次间横幅年代较古于左次间宋画之年代远甚。
殿后岩以上，松林疏朗，平坡一片，行数丈，有圆形墓塔一，其下须弥座残毁，塔身半圆如覆钵，其上为八角檐顶，亦已残破。形制特殊，为墓塔中罕见样式。沿山径更上，又有墓塔一座，六角单层，叠涩出檐，残毁亦甚。壁嵌石一方，刻尊胜陀罗尼经，未见姓名年月。两塔形制及细项手法，皆为唐代作风。
寺史 寺相传为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创建。佛光寺之名，见于传记者，有隋唐之际，五台县昭果寺解脱禅师
“隐五台南佛光寺四十余年。......永徽中（公元650—655）卒”。（《续高僧传》卷二十六）。
贞观中（627—649），有明隐禅师者，“住佛光寺七年”，永徽二年（651），代州都督追师还，纲领昭果寺任。（《续高僧传》卷二十五）。
大历五年（770），法照禅师自衡山至五台，兴建大圣竹林寺，“到五台县见佛光寺南白光数道”，曾止住焉。（《宋高僧传》卷二十）。
敦煌石室壁画五台山图中有“大佛光之寺”（敦煌第六一号窟）。寺当时即得描影于数千里沙漠之外，其为唐代五台名刹，于此亦可征矣。
关于佛光寺建筑事业之努力者，见于传记有中唐以后法兴愿诚二师。
法兴禅师
“七岁出家......来寻圣迹，乐止林泉，隶名佛光寺。......即修功德，建三层七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位，圣贤八大龙王，罄从严饰。台山海众，异舌同辞，请充山门都焉。太和二年（828）......入灭。......建塔于寺西北一里所。”（《宋高僧传》卷二十七）。
以师入寂年代推测，其建阁当在元和（公元806—820）长庆（821—824）间。
是时佛光寺颇为兴盛，寺中祥瑞，竟能远达长安，传于宫闱。
元庆元年，
“河东节度使裴度奏五台佛光寺庆云现文殊大士乘狮子于空中，从者万众。上遣使供万菩萨。是日复有庆云现于寺中。”（《佛祖统记》卷四十二）
但此后二十余年，即遭会昌毁佛之厄（公元845），“五台诸僧多亡奔”（《佛祖统记》卷四十二），而佛光寺弥勒大阁，三层七间高九十五尺者，及其他殿堂，殆均遭破坏。
其后再兴斯寺，功在愿诚。愿诚
“少暮空门，虽为官学生，已有息尘之志。......礼行严为师。......严称其‘神情朗秀，宜于山中精勤效节’。......太和三年落发，五年具戒。无何，会昌中随例停留，惟诚志不动摇。及大中再崇释氏，......遂乃重寻佛光寺，已从荒顿，发心次第新成。美声洋洋，闻于帝听，飚驰圣旨，云绛紫衣。......光启三年，......寂然长往，建塔于寺之西北一里也。”（《宋高僧传》卷二十七）。
所谓“已从荒顿，发心次第新成”，则今日之单层七间佛殿，必为师就弥勒大阁旧址建立者。就全寺地势言，惟今佛殿所在适于建阁，且间数均为七间，其利用旧基，更属可能。今佛殿门内南侧面坛趺坐之等身（life size）像，殆即愿诚之写真塑像（第十六图）。假定师受戒之时（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约十五六，以七十许之高龄（光启三年，887）入寂，则殿建立之时（大中十一年，857）师年当四十左右。此像表现年龄与此适当，当为师之中年像也。
第十六图 五台山佛光寺愿诚法师像
佛殿梁下唐人题字，列举建殿时当地官长及施主姓名（第十九图），亦为此殿重要史料。其中最令人注意者莫如“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其名亦见于大中十一年幢，称为“佛殿主”，盖出资建殿之施主也。按理立幢应在殿成之后，因以推定殿之完成应在是年，而其兴工当早此数年，但亦当在大中二年复法，愿诚“重寻佛光寺”以后。佛坛南端天王侧有等身信女像；敦煌壁画或画卷亦有供养者侍坐画隅之例，此当为供养者女弟子宁公遇塑像。
第三梁有“助造佛殿泽州功曹参军张公长”之名，所谓“助造”，则不知为捐资抑监督工程也。
当心间南一缝梁底书：“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郑”。按旧《唐书》宣宗本记，大中九年九月：
“昭义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涓，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
其所列职衔，除刑部及礼部尚书与梁底所书工部尚书（误作部工尚书）不符外，其余均无矛盾处，其为郑涓殆无可疑。考涓任斯职，至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始为毕诚所代，与殿之建造年代相符。刑部尚书作工部尚书，或执笔人李行儒知之未祥，“工部”颠倒为“部工”，亦颇有趣。毕诚新旧《唐书》均有传，郑涓则见本纪而已。
“代州都督供军使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卢”尚待考。卢钧、卢简方均曾任代雁一带军职，然年月官职均与此不符。
“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最为煊赫。唐自中叶以后，宦官专权。鱼朝恩以观军容使进而专统神策军，吐蕃两犯京师，朝恩均以神策军平定大局，自是神策军恒以中官为帅。贞元中，特置神策军护军中尉，以中官为之，时号两军中尉。是后中尉之权倾天下，人主废立皆出其可否。（《旧唐书》卷四十四）。此功德主殆即元和长庆间宦官王守澄也。守澄元和中监徐州军。宪宗暴崩，实守澄与陈弘志所弑，更杀澧王恽而立穆宗。及刘克明弑敬宗，守澄又杀克明，立文宗；旋拜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文宗以元和逆罪未讨，故用郑注李训谋，擢仇士良为左军中尉，以分守澄之权。至太和元年（公元827）乃遣中使就第赐鸩杀之，仍赐扬州大都督。注训谋尽除宦官，本拟籍送守澄葬为名，选壮士为亲兵，令宦官集送而尽杀之。后训又恐事成注专有其功，中途变计，另出甘露之谋，酿成巨变，自是宦官之势反更盛矣。（《通鉴辑览》及《旧唐书》卷一八四，《新唐书》二〇八，宦官列传）殿之建，上距守澄之死适三十年，故称“故”右军中尉。今推定此功德主即王守澄，或不致误也。
“功德主敕河东监军使元”无可考，殆以阉官而监郑涓军者也。
“佛殿主”宁公遇出资兴建此殿，而受其益之“功德主”则为王元二阉，可知宁公遇与当时宦官关系颇深，且宁与王同列一梁，或与王关系尤密。考唐代阉官多有娶“妻”者，如高力士娶吕玄晤女，李辅国娶元擢女，见于史籍。（《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列传）。然则宁公遇或即王守澄“妻”或“养女”至少亦为深受王在世时之恩宠者。所谓“上都送供”则宁公遇本人身在上都（长安），而将财资兴建此殿，并将像送此供养，宁曾亲至与否，未可考也。
唐代阉官专横，危乱国本。其资产殷富，尤过王侯，故阉官之兴建寺观者，如高力士之造宝寿寺，华封观，鱼朝恩之献庄建造章敬寺，在在皆是。今此殿功德主为王元二阉，观其权富竟影映于宗教遗物，留至千一百年后之今日。益信建筑活动为其时代背景之记录也。
赵宋以后，寺史已无可考；第审文殊殿，似属北宋所建。正殿中既有宣和壁画，则宋时亦有一番建筑重修，为必然事实，惜缺文字记载资料。佛殿乳栿下有宣德重修题名，门额题“佛光真容禅寺，大明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日奉旨重修，御马监太监”，则皆明代重修之记录也。他如屋顶玻璃鸱吻，似亦为明代物。清中叶以后，寺日益冷落，较之台怀诸寺，倍觉荒凉。《山西通志》，《五台县志》及《清凉山志》中均无详记，仅简书“佛光寺在南台外......里”而已，其冷僻不受注意如此。民国二十年顷，寺僧曾一度重装佛像，唐塑色泽，一旦毁于魔手，虽塑体形状大致得存，然所予人印象艺术价值已减，良可惋惜。
佛光寺一寺之中，寥寥数殿塔，几均为国内建筑孤例：佛殿建筑物，自身已为唐构，乃更蕴藏唐原塑画墨迹于其中，四艺萃聚，实物遗迹中诚属奇珍；至如文殊殿构架之特殊，略如近代之truss；祖师塔之莲瓣形券面，束莲柱，朱画人字“影作”；殿后圆墓塔覆钵如印度窣堵坡原型，均他处所未见者，实皆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可贵之遗物也。
抗战军兴，七载于兹。豆村又屡当战事要冲，佛光寺大殿若能经此亘古浩劫而幸存，则我先民遗物之大幸也。谨为默祷，遥祝健存。
三 佛殿建筑分析
立面
殿外表（第二图）至为简朴，广七间，深四间，单檐四注顶，立于低平阶基之上。柱头施“七铺作双抄双下昂”——即出跳四层，其下两层为“华栱”，上两层为“昂”——斗栱。柱与柱之间，每间用“补间铺作”一朵。殿前面居中五间均装版门，两“尽间”则装直棂窗。两山均砌雄厚山墙，惟最后一间辟直棂窗（第三图），殿内后部之光线由此射入。檐柱柱首微侧向内，角柱增高，故所谓“侧脚”及“生起”均甚显著。
第二图
第三图
平面
殿平面（第四图）广七间，深四间，由檐柱一周及内柱一周合成略如宋《营造法式》，所谓“金箱斗底槽”者。内槽深两间广五间之面积内，更别无立柱。外槽绕内槽周匝，在檐柱与内柱之间，深一间，略如回廊，沿后内柱中线，依六内柱砌“扇面墙”尽五间之长，更左右折而前，三面绕拥如巨屏，其中为巨大佛坛，上立佛菩萨像三十余尊。扇面墙以外，即内槽左右及后面之外槽中，依两山及后檐墙砌台三级，设五百罗汉像焉。
第四图
横断面
佛殿梁架（第五图），就其梁栿斫割之方法论，可分为“明栿”与“草栿”两大类。明栿在“平闇”（即天花板）以下，施于前后各柱斗栱之上，为殿中视线所及，均刻削为“月梁”，轮廓秀美（第七图）。 “草栿”隐于平闇之上，自殿内不见，故用粗木，不施斤斧，由柱头斗栱上之压槽枋承托（第六图）。宋《营造法式》所谓“明梁只阁平棊，草栿在上承屋盖之重。......以方木及矮柱敦㮇，随且枝樘固济”，其法盖自唐已用之矣。
第五图
第七图
第六图
就梁栿与柱之关系论，则有内槽与外槽两组。内槽大梁（“四椽明栿”）为前后内柱间之联络（第十一图）。此种配合，即《营造法式》所谓“八架椽屋前后乳栿用四柱”者也。内柱与外柱同高，其上均施“七铺作”斗栱（即四跳的斗栱）。檐柱上斗栱出四跳，“双抄双下昂”，以承檐槫及檐部全部结构。内柱上斗栱四抄（无下昂），承檐内四椽明栿。此内外斗栱后尾相向，自第二跳后出为“明乳栿”，即内柱与檐柱间之主要联络材也。
第十一图
内槽四椽明栿作月梁形（第七图，第十二图），两端因有华栱四跳承托，其净跨仅及两椽半。梁背上于第六层柱头枋同高度处，由梁首上枋列出半驼峰，于与第三跳华栱头约略相同距离处施斗，承十字相交斗栱，以承算桯枋（即平棊枋）。梁背上正中则以驼峰承十字斗栱，与两端者相应，以承平棊枋。外槽明乳栿亦作月梁形，其两端亦施半驼峰（第十一图）。惟因距离短小，故梁正中不用十字斗栱，而更施一枋相联系，枋上则隐出栱形，内外相对。更上始为平棊枋以承外槽平闇。内外槽平闇四周与斗栱相接处，均自平棊枋向下斜施小椽承版，使平闇成为“盝顶”状。
第十二图
平闇以上均另设草栿，以承屋盖之重（第六图）。草乳栿在外槽平闇以上，其梁首（外端）与外檐柱头铺作上压槽枋相交，其重量大部由昂尾挑起。压槽枋大小仅同单材，不若《法式》图中所见者之硕大。草栿梁尾（内端）由内槽柱头铺作上之柱头枋承托。乳栿背上另施“缴背”，其外端仅略过下槫位置，上施方木以承槫下替木，其内端施方木敦㮇以承托草四椽栿。
草四椽栿之上，施敦掭大斗，以承“平梁”（斗内令栱与梁首相交，令栱上施替木以承上平槫）。平梁隐出月梁形，平梁之上施大叉手而不用侏儒柱，两叉手相交顶点与令栱相交，令栱承替木及脊槫。日本奈良法隆寺回廊，建于隋代，其梁上用叉手，结构与此完全相同；更溯而上之，则汉朱鲔祠亦以三角形石版隐出梁及叉手结构。[宋代梁架则叉手侏儒柱并用，元明两代叉手渐小，而侏儒柱日大，至清代而叉手完全不见，但用侏儒柱。]佛殿所见为学社多年调查所得唯一孤例，殆亦此法之得仅存者也。
纵断面
自纵断面之结构上观梁架（第二图），最复杂及困难部分乃在梢间上部。盖当心间左右两间柱缝上各施齐整对称之梁架，由明栿至草栿，各缝间施长槫和襻间（即槫下之长枋），尽间结构（即纵断面所见之外槽结构），如横断面之外槽，内外柱间施草栿相联系，至为简易明晰。惟梢间之上（第二第三两缝间）别施丁栿三道。此丁栿背上所负之各部，极为重要，为承托山面与前后两瓦坡相汇处之必须结构，故在解释上稍见复杂（参阅第六图）。
丁栿之位置如下：居中一道，内端置于四椽草栿中段之上，外端则置于第二缝中柱斗栱之上，惟其位置尚高于斗栱最上层柱头枋约一公尺余，故须以枋木多层支撑。其他两丁栿内端则置于四椽草栿之两首，外端置于两山内柱内额上之补间铺作之上。丁栿内端，位置略高，外端略低，侧面斜度显然，盖内端搁于四椽栿之上，而外端压于山面之中平槫下也。此三道丁栿之主要功用：（一）在承托山面瓦坡下之上平槫一缝。（二）在距丁栿内端一公尺处，更施太平梁一缝，与第三缝上之平梁并列平行，以承托脊槫之末端及脊吻之重量。盖山面与前后面屋坡之相交点不在第三缝上，而更出约一公尺，故须将脊槫延长以承之，而此挑出部分之脊槫，则须由此增置之太平梁来承托之。如此则脊槫之两端及其上鸱吻之重量，乃得经太平梁至丁栿而再转达于其下面各立柱。丁栿之功用重要若此，故第二第三两缝柱间上部结构之变化，乃步步为实际之需要，亦即步步为解决其上面“四注顶”瓦坡结构所使然者也。
月梁
殿所用月梁其权衡及卷杀之法亦与《营造法式》之法异（第七图）。佛殿四椽明栿之广（即高度）为60cm，约合斗栱用材之二十九分°强（见下文斗栱分析），与法式“明栿广四十二分°……四椽栿广五十分°”之规定均相去甚远。因其高度既逊，而同为四椽栿，故唐栿较宋栿为纤瘦。其断面高与宽之比约为5∶7，加以月梁中段下䫜，故其中段断面近乎4:5之比。因斗栱出跳数多，故斜项奇长，而隐出材栔之区别。四椽栿之梁首引伸为槽外乳栿上之平棊枋，而乳栿梁头则引伸为四椽栿下之华栱。梁背两肩之“卷杀”及梁底之“起䫜”“瓣数”及“瓣长”均不清晰，仅能以图解与宋式相较（第七图）。至于内外柱上之乳栿，其高度仅及一足材，呈现极端纤瘦之外表，与宋《法式》所规定之“两材一栔”，相去更远矣。
平闇
“平闇”及平棊均即后世所谓“天花板”（ceiling）。平棊内所分之方格颇大，形如棋盘，平闇则方格密小。此殿内所用为平闇，其主要木框为明栿以上，每间左右或前后之平棊枋正角相交而成。(无论其与每缝梁架平行或与每两缝间之襻间平行者均称平棊枋)。承托此平棊枋者，除四椽明栿月梁正中驼峰上之十字斗栱外，主要者为每缝月梁两端上半驼峰所托之十字斗栱，与第三缝两内柱(及其中柱)柱头斗栱跳头上之令栱。平棊枋间施方椽为方格，其上覆以素版。其椽方约10cm，档空约20cm，故其方格权衡，至为密小。河北蓟县辽独乐寺观音阁平闇样式与此完全相同，日本现存唐末五代殿宇平闇亦多用此法者，盖当时通用之法也。
斗栱上之平棊枋与柱头枋之间，均向下斜安“峻脚椽”，上施遮椽板，以完成平闇之“盝顶”。槽内每间平闇之中央均以四方格合为一较大之八角小井，以破除小格之单调。
柱及柱础
殿柱之排列已于平面项下叙述。至于柱之本身，有可注意者数点：
(1)全部内外柱除角柱生起所生之轻微差别外，均同高；非若后世之将内柱加高，以迎合屋顶结构者。(2)内柱径约57cm，柱高约500cm。高约为径之8.8倍，其权衡颇为肥硕。檐柱径约54cm，高约为径之9.25倍。(3)柱上径较下径仅小2cm，收分约1/500，柱头虽卷杀作覆盆样，然显然非“梭柱”。
柱础之方微逊于柱径之倍，前檐诸柱均有“覆盆”，饰以宝装莲花（第八图）。覆盆约为础方之十分之一，与《营造法式》规定大致符合。莲瓣宝装之法，每瓣中间起脊，脊两侧突起椭圆形泡，瓣尖卷起作如意头，为唐代最通常之作风。后部内柱，有就地下岩石为础者，盖地本凿崖辟出，其就岩作础亦从权之法，颇为有趣。
第八图
门窗
佛殿正面中五间全部辟门，两尽间槛墙上安直棂窗。两山墙后部高处亦辟直棂窗。
其造门之制，为现存实例所未见。两柱之间，最下施地栿，扁置地上。地栿之上施门槛，两侧倚柱施门颊，而在阑额之下施门额。其额、颊、槛均用版合成，中空如盒。门槛与地栿合成丄形。门额内面以门簪四枚安“鸡栖木”，而额外面不出“门簪头”，盖簪头藏于额内空部也。门槛以内，亦在地栿之上更施一枋，与额内鸡栖木对称，以承门下[釒纂]。每门扉均双扇，版门后用五楅，每楅一道在门外面用铁门钉一路，每路用钉十一枚。每扇并装铁铺首一枚。铺首门钉均甚瘦小，与门权衡颇不相称。门部结构恐为明以后物，其结构法是否按最初原形，则待考也。
正面尽间于砖砌槛墙之上辟窗。阑额之下施窗额，其大小与门额相同，亦以版合成。槛墙之上施下串，额下不另施上串，两侧倚柱施立颊，中施版棂，共十五棂，棂中段施承棂串。其权衡形制与《法式》小木作之版棂窗，出入颇多。
屋顶举折
佛殿屋顶之坡度，脊槫举高与前后橑檐槫间距离之比约为1:4.77，较《法式》1:4，1:3等规定均低，举势甚为和缓。屋顶之坡度，至清代而陡峻至极，其举高更甚于1:3，而最上一架，竟有超过45°者。清式与此唐例相比，则屋顶之坡度，自古代缓和至近代陡峻之趋向，亦可见一般矣。
槫椽角梁
自脊槫以下，以至檐下，均为圆槫，槫径约一材(30cm)，虽斗栱令栱跳头亦施圆槫，而不施枋。槫上施椽，均为径约15cm之圆椽。檐部仅用椽一层，不另加飞椽。椽头卷杀甚急，斫成方头，远观所得印象，颇纤小清秀，不似用圆椽者，其是否原状，不无可疑之点。檐角部分以双层角梁承托。大角梁头刻作
瓦及瓦饰
佛殿屋顶覆以瓪瓦。瓦长约50cm，宽约31cm，厚3.5cm，颇为硕大。瓦陇以52或53cm中至中之距离排列。檐头施重唇板瓦，其重层饰花作双行连珠纹，唇外缘作锯齿形。正脊垂脊均用瓪瓦垒叠，其上覆以筒瓦而成。正脊于当沟及线道瓦之上用瓦十九层，垂脊则用瓦九层。正脊两端施庞大鸱尾(第九图)，虽尾尖已损坏，尚高达3.07公尺。鸱尾轮廓颇为简洁，自龙鼻额以上，紧张陡起，迥异于清代作风，其背侧线则垂直上升，然后向内弯曲，颇似山西大同华严寺及河北蓟县独乐寺山门辽代遗例。鸱尾隐起花纹，除龙嘴眼角及尾上小龙外，其尾鳍及嘴翅隐起均微，呈现极秀致之现象。但就琉璃质泽观之，似为明代物。正脊正中施火珠，连座通高2.66公尺，珠下座多层，颇为繁缛，恐属清代所造。
第九图
垂脊下端施兽头，脊上施蹲兽两三枚不等，戗脊亦施蹲兽一二枚，位置无定，极不合矩。其兽形亦似明清以后粗劣作品。
四 佛殿斗栱之分析
佛殿斗栱分施于内外两周柱之上，共计七种，施于梁栿上之十字斗栱不在内。
外檐斗栱三种：
1.柱头铺作；2.补间铺作；3.转角铺作。
槽内斗栱四种：
4.柱头铺作；5.两山柱头铺作；6.补间铺作；7.转角铺作。
1.外檐柱头铺作（第十图）
佛光寺大殿外檐柱头铺作
施于外檐柱头上之斗栱，七铺作双抄双下昂。自栌斗出华栱两跳，第一跳“偷心”无横出之栱；第二跳跳头施瓜子栱，慢栱，以承罗汉枋。第三第四跳为下昂，第三跳偷心，第四跳跳头施令栱，与翼形耍头相交，令栱上施替木，以承橑檐槫。后尾（第十一图）第一跳出华栱，第二跳为乳栿(与外出第二跳华栱相连做)。第三跳用一材，其外端至第二跳头交互斗内止，以承第一层下昂。其内端杀作半驼峰形，上施交互斗，其上令栱与隐出华栱十字形相交，以承平棊枋(亦称算桯枋)。第四跳（或第四层）实际上为一枋，其表面隐出华栱，栱头上施斗，以承其上之平棊枋。下昂两层后尾，以约略23°之斜度向上挑起，后端压于草乳栿之下。与华栱下昂在柱中线上相交者，最下层为泥道栱，与第一跳华栱在栌斗内相交。泥道栱以上，计施柱头枋四层，第一层隐出慢栱，与第二层华栱相交，以上两层又各隐出令栱(或泥道栱)及慢栱。更上施压槽枋一层，与草乳栿相交。于第二跳华栱中线上，即《营造法式》用牛脊槫之分位，别施一枋(或可呼为牛脊枋)，均直接承托椽下。
2.外檐补间铺作（第十图）
佛光寺大殿外檐补间铺作
补间铺作仅出华栱两跳，其下不施栌斗，故不置于阑额之上。第一跳华栱与第一层柱头枋相交，跳头施翼形栱，如后世之三福云者。第二跳跳头施令栱，与批竹式耍头相交，以承托罗汉枋。后尾第一跳偷心，余与前面完全相同。
补间铺作因为无栌斗，与阑额无直接联系，故状若虚悬，已失斗栱在结构上原有机能及意义。初视之颇疑其下或原有栌斗而失去者，但全殿绝无遗迹可寻。其槽内栱眼壁上壁画，无疑为唐代原画，亦无栌斗或驼峰矮柱存在之痕迹，故知其原形未改也。
3.外檐转角铺作（第十图）
施之于四角柱之上。其正侧两面均出双抄双下昂，如柱头铺作。四十五度角线上则出角华栱两抄角昂三层。正侧两面第二跳华栱上之瓜子栱慢栱相交于第二跳角华栱之上，在转角毗连之面伸出为华栱两跳，跳头施单斗，与昂上令栱并列以承替木。第二跳昂头施正侧两面相交令栱，并与由昂相交以承相交之令栱及橑檐枋。由昂头上别施宝瓶以承角梁。
华栱第一跳后尾即与泥道栱相列，第二跳以上即引伸为各层罗汉枋。角华栱后尾第二跳伸出为角乳栿，由第一跳角华栱承托以达内角柱之上。两面昂尾均相交压于转角毗连之面最上柱头枋之下。
4.槽内柱头铺作（第十二图）
佛光寺大殿内槽柱头铺作
内槽斗栱均以正面向槽内，后尾向外。柱头铺作正面自栌斗出华栱四跳以承四椽明栿，全部偷心。其第五层则为四椽栿。第六层施枋一材，其前端作成半驼峰形，与外檐柱头铺作乳栿上所施之半驼峰完全相同。半驼峰之上施斗承令栱，以承平棊枋。第七层又出华栱一跳，与令栱相交，以承栿上之平棊枋。铺作后尾出华栱一跳以承乳栿，与外檐柱头铺作后尾完全相同，并相对称。
与华栱相交者计泥道栱一层，柱头枋五层，枋上隐出栱形。并泥道栱计算为两重栱一令栱之配合。
5.内槽两山柱头铺作（第十三图）
第十三图
佛光寺大殿内槽山面中柱柱头铺作
虽亦用材七层，但仅出三跳。第四层以上皆于第三跳跳头中线上施斗，成层层相叠之状。第四五六层材，则出头部分作六分头，批竹头，翼形头，其第六层斗内施小翼形栱，第七层又出华栱一跳以承纵中线上之平棊枋，令栱与之相交以承平棊坊。
6.内槽补间铺作（第十二，十三图）
佛光寺大殿内槽补间铺作
在第三层柱头枋以上出华栱，共三跳，跳头施令栱以承平棊枋。其后尾则在第一二层柱头枋出栱两跳，跳头施令栱与耍头相交以承平棊枋。后尾两跳华栱均不与柱头枋相交，仅如丁头栱，以榫卯安于枋面，以求与外檐补间铺作后尾作形式上之对称；其第三层所出耍头，始为正面第一跳后尾之引伸而与柱头枋相交者。如此矫造，在结构上实为不可恕之虚伪部分。
7.内槽转角铺作（第十三图）
佛光寺大殿内槽转角铺作
正面仅在四十五度角线上出华栱四跳。第一二跳出华栱，第三层出翼形小栱头，其上施斗与第二跳跳头之斗相叠；第四层又出华栱一跳，及小翼形栱头一跳，其上施十字相交翼形栱，与角线上翼形栱相交以承两面相交之平棊枋。角华栱后尾出为华栱一层，及角乳栿等，与外檐转角铺作相对称联系。
材栔
殿斗栱所用材约略为30× 20.5cm，其比例与宋《营造法式》所定大致相同；而其实际尺寸较宋《法式》一等材尤大；其栔高约13cm，约合6.3分°，似较《法式》所定略高。至于栌斗散斗，其长宽高及耳，平，欹比例，与宋式极其相似，几可谓相同，其间极微之差数，殆因木质伸缩不匀所致，亦极可能。泥道栱之长，约合63分°较宋清之62分°略长；慢栱长至107分°，较宋以后之92分°所差甚巨；瓜子栱长仅58分°余，较宋清之62分°为短，而令栱之长亦为63分°，与泥道栱同长，而较宋清之72分°短甚。至于替木长约124分°，较宋式之126分°微短。因各部比例之不同，其斗栱全部之权衡，遂与后世者异其趣矣。
至于斗栱全部之高，适合檐柱高之半，故所呈外表，至为雄大豪壮。盖古之斗栱本为结构中主要部分，至元明以后乃日渐纤小而沦为装饰部分焉。但如殿槽内补间铺作后尾之假作两华栱以求外形之对称者，实结构上之欺诈行为，又不禁为当时匠师惋惜也。
槽内斗栱之下面，在照片中尚隐约可见彩画痕迹，而为肉眼所不见者。栱头之下，斗口出处，画作浅色凸字形，其余部分则较深，与宋以后彩画制度完全不同，亦大可注意。惜赖照片之分色作用，仅得见此，肉眼观察，则仅外涂之土朱而已。
五 佛殿附属艺术
塑像
(甲)中三间之主像及胁侍等 佛殿槽内五间之广，一间半之深，为高74 cm之大佛坛。坛上主像五尊，各附胁侍像五六尊不等。当心间主像为降魔释迦，袒右肩右手垂置右膝作“触地印”，左手捧钵腹前，趺坐长方须弥座上。左次间主像为弥勒佛，垂双足坐，左右足下各有莲花一朵。双膝并垂，为唐代最盛行之姿势，而宋后所罕见者（第十四图），故最堪注意。右次间主像为阿弥陀佛，双手略如“安慰印”状，趺坐六角须弥座上，衣摺自座下垂。释迦左右迦叶阿难两尊者并两菩萨侍立，更前则两供养菩萨跪莲花上，手捧果品献佛。弥勒及阿弥陀诸胁侍除以两菩萨代两尊者外，一切与释迦同。释迦弥勒均螺发;阿弥陀则直发如健陀罗式之发容。三佛丰满之面颊，弧形弯起之眉，端正之口唇，均为极显著之唐风。弥勒及阿弥陀佛胸腹部衣摺带结及释迦与阿弥陀垂覆座上部份之衣摺，均为唐代之固定程式。菩萨立像均微向前倾侧，腰部微弯曲，腹部微凸起，为唐中叶以后菩萨像特征，与敦煌塑像同出一范。供养菩萨皆一足蹲一足跪于高蒂莲座之上。衣饰与其他菩萨相同。此式供养菩萨国内已不多见，除敦煌石窟外，仅于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见之。诸像均于最近数年间，复受重妆之厄。虽形体方面，原状尚得保存，但淳古之色泽已去;今日所见为鲜蓝鲜碧及丹红粉白诸色，工艺粗糙，色调过于唐突鲜焕。
第十四图
（乙）两梢间普贤观音像 左右两梢间之主像普贤菩萨骑象，两菩萨胁侍，“獠蛮”引象。普贤像前为韦陀及一童子像。右梢间主像为观音菩萨，骑狮，“拂箖”引狮，两菩萨胁侍。两梢间坛极端前角均立护法天王，甲胄持剑，两像魁伟，遥立对峙。坛左端天王之右侧有趺坐等身小像为供养者“佛殿主宁公遇”像。面对佛坛殿左端（南端）梢间窗下又有趺坐等身像，则沙门愿诚像（第十六图）也。（见下文）按通常配置，多以普贤与文殊对称。文殊骑犼居左，普贤骑象居右。今殿中乃以普贤骑象居左，右侧不供文殊而供观音，——盖骑狮（？）者，花冠有阿弥陀化佛，为观音最显著之标志。或因五台为文殊道场，故不使居次要地位欤？普贤与其他菩萨均著披肩，左右作长发下垂。内衣自左肩垂下，以带系结于胸前。腰部以下，以带束长裙结系于脐下。观音衣饰最特殊，作如意头于胸前，螺旋纹于两乳，云头覆肩，两袖翻卷作火焰形，与其他菩萨异。天王像（第十七图）森严雄劲，极为生动，两像均手执长剑，瞋目怒视。其甲胄衣饰与唐武俑多相似处，亦为罕见实例，惜手臂衣带有近世改装之处。
坛上三佛像，并像座通高约5.30公尺。观音普贤并坐兽高约4.80公尺。胁侍诸菩萨高约3.70公尺。跪于莲上之供养菩萨并其像座高约1.95公尺，约略为等身（life size）像，在诸像之前处于附属点缀地位。两天王高约4.10公尺，全部气象森伟，惟宁公遇及愿诚两像，等身侍坐，呈渺小谦恭之状。沿佛殿两山及后檐墙大部（在扇面墙后）列“五百罗汉”像，但实际数目仅二百九十尊。塑工庸俗显为明清添塑，无善足述不赘。
（丙）侍坐供养者像 （一）宁公遇像（第十五图）为年约四十余之中年妇人，面貌丰满，袖手趺坐，一望而知为实写肖像，衣大领衣，内衣领自外领上翻出，衣外罩以如意云头形披肩。腰部束带，由多数“田”字形方块缀成。其衣领与敦煌壁画中供养者像，并最近成都发掘前蜀永陵（王建墓）须弥座上所刻女乐衣饰诸多相似之点，当为当时寻常装束。以敦煌信女像（第十五图附图）与此宁公遇像相较则前者为画，用笔婉美，设色都雅，故信女像停匀皎洁，古丽照人；后者为塑，塑工沉厚，隆杀适宜，故宁公遇状貌神全，生气栩栩，丰韵亦觉高华。唐代艺术洗炼之概，于此二者均得见一斑。惜插图非如照片，精彩之处未易传达。
第十五图
第十五图附图
（二）沙门愿诚像（第十六图） 在南梢间窗下，面佛坛趺坐，为诸像中受重妆之厄最浅者。像表情冷寂清苦，前额隆起，颧骨高突，而体质从容静笃，实写实人像之尤者。英国不列颠博物院（British Museum），美国纽约市博物院（Metropolitan Museum）及彭省大学美术馆（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所藏唐琉璃沙门像，素称“罗汉像”者，均与此同一格调。考十八罗汉之成为造型艺术题材，自宋始见，画面如贯休之十六应真，塑像如甪直保圣寺，长清灵严寺诸罗汉像。唐以前仅以两罗汉阿难尊者及迦叶尊者为佛像之胁侍而已，其最早之例见于洛阳龙门造像。后世所谓十八罗汉，仅有十六罗汉见于佛典，其中二尊，为好事者所添加，其个别面貌多作印度趣，姿势表情均富于戏剧性，而此唐琉璃像数尊，则正襟趺坐，面貌严肃，姿势沉静，为典型之中国僧人，与愿诚像绝相似。相传诸琉璃像来自河北易县，可能亦为易县古刹中之高僧像，处于供养者地位，而被古董商误呼作“罗汉”者。今与愿诚像相较，尤疑施主沙门，造像侍坐殿隅，为当时风尚；但仅此孤例，未敢妄断也。
石像
除诸塑像外，殿内尚存石像两躯。其一为天宝十一载（公元752 ）比丘融山等所造释迦玉石像（第十八图）。像并座共高约一公尺。佛体肥硕，结伽跌坐须弥座上，发卷如健陀罗式，右手已毁，左手抚左膝上其内衣自左肩而下，胸前带系为结。其僧衣下部覆须弥座下垂，自然流畅，有风吹即动之感。其衣下缘饰以垂直褶纹，与殿内释迦阿弥陀两像同。就宗教意境论，此像貌特肥，如酒肉和尚，毫无出尘超世之感。就造像技术论，其所表现乃写实性之型类，似富有个性之个人，在我国佛教艺术中，至为罕睹。现流落日本之定县某塔上释迦立像（Siren：Chinese Sculpture, plate 545, London: E. Benn, 1925），其神情手法，与此像完全相同，殆同一匠师所镌耶？
第十八图
像须弥坐下澁铭文（第十八图）所称“无垢净光塔”者或即为佛殿东南之祖师塔，亦极可能。塔下层内室无像，或者玉石释迦像本塔中本尊，未知何时移至殿中供养也。
壁画
揆之传记，如《历代名画记》，《益州名画录》，《图画见闻志》等书，唐代佛殿，鲜有不饰以壁画者。今内柱额上少数栱眼壁尚有壁画存在，殆原有壁画之得仅存者也。
其中最古者在右次间前内额之上。栱眼壁长约 450 cm高约 66 cm。其构图分为三组，中央一组，以佛（似为阿弥陀）为中心，七菩萨胁侍，其左第一位为观音，余不可辨。颜色则除石绿色以外，其他设色，无论其为像脸或衣饰，均一律呈深黯之铁青色。左右两组均以菩萨为中心，略矮小，似为观音及势至。两主要菩萨旁又各有菩萨，天王，飞天等诸圣随从。各像衣纹姿态均流畅圆婉，飞天飘旋之姿势尤富唐风。壁之两极端更有僧俗供养者像。北端一列为僧人，衣袈裟，南端一列则着文官袍服大冠。其中之一，权衡短促，口两旁出胡须。此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同一格式，画脸胡须笔法，亦尚含汉画遗风，如营城子墓壁所见。
就构图及笔法论，此壁与敦煌唐代壁画处处类似，其为唐画之可能性，实颇少可疑之点。敦煌以外，唐壁画之存在中原者，吾人能保存此绝无仅有之画壁一区，亦云幸矣。即使倘有存者，亦必附于其他唐时原来建筑物之幸存者，而今日可能存有唐代建筑之处，渺不可寻，故即此二三方公尺长栱眼壁中唐画，亦珍罕可贵之至。惜本刊现用石印，照片不能印刷，壁画无从表现也。
左次间前内额上栱眼壁画作七圆光，每圆光内画佛像十躯，光下作长方框，内写各佛号。最左一格题“佛光庄信佛弟子刘太矢□......宣和四年三月初.....”以笔法及构图格式论此宋宣和圆光形佛像图，与左次间内额壁画迥异。宋画颜色亦尚鲜焕，绝无黝黑之变。已成黝黑色之彩画，除此右次间内额者外，吾人仅于云冈少数崖顶石窟藻井上见到。此又可佐证右次间者，其时代之早，远过于宋宣和也。
左山前侧内额之上，栱眼壁画密列菩萨约七十驱。各菩萨均有头光，宝冠花饰，颇为繁缛。衣摺笔法虽略嫌繁琐，但尚豪劲，与四川大足北崖摩崖石刻中宋代菩萨之作风颇相似，似亦为宋代物。
前内柱上北端栱眼壁尚有五彩卷草纹，似亦为宋彩画。
题字
佛殿梁下题字（第十九图），以地势所限，字形率多横长。笔纹颇婉劲沉着，意兼欧虞；结字则时近颜柳而秀（如第二梁之“东”，“尚”，“兼”诸字近颜，第四梁“弟”字近柳）。其不经意处，犹略存魏晋遗韵，虽云时代相近，要亦贞观后风气使然，殆亦出于书手之笔。
六 经幢
寺内现存经幢二座，一在佛殿阶前，一在文殊殿前广庭中，均为唐末遗物。
（甲）大中十一年幢（第二十图） 立佛殿阶前中线上。幢高3.24公尺，权衡秀美。最下为正方形土衬石，石面仅高于现在墁砖地面2cm，其上为八角形座。座极简单，仅上下澁及束腰。束腰部份收分甚锐，每面镌壸门，刻狮子（?）眷伏其中。座以上为仰覆莲狮子座，其覆莲为单层宝装莲瓣，每面两瓣。束腰镌八狮子，面向八角，两足前伸，头承素仰莲瓣三重，刻工精好。狮子下澁及仰莲之平面皆作圆形。仰莲之上，立幢身，平面做八角形，上镌《陀罗尼咒》及立幢人姓名，为幢之主要部分。幢身之上施八角形宝盖，刻作线纹，每面悬璎珞一束，每角垂带结。宝盖之上为八角矮柱，四正面各镌佛像一龛。更上则为砖质莲瓣及宝珠，为近代补置者。
幢身题立幢人之姓名:
胜愿寺比丘尼宝严发愿
幢立剑南东川卢州浮义县高福寺比丘尼宝阶
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沙弥妙善妙目
大中十一年十月石幢立
幢上有“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之题名与殿内梁底所题“佛殿主”姓名相符，极为重要。盖立幢之时，大中十一年十月（公元857 ），宁公遇已称为“殿主”，则殿在此时应已完成。殿内虽无建造年月纪录，但以河东节度使郑涓任职之年月（大中九年九月至十一年十二月）与此幢建立年月（大中十一年十月）相较，则可推定殿之建立必在大中九年九月与十一年十月之间。这幢既为佛殿年代最确实之佐证，故其重要性尤在其艺术价值之上也。
（乙）乾符四年幢（第二十一图） 幢在山门内文殊殿之前，但为其位置不与山门佛殿中线取直而略偏南。亦不与文殊殿中线取直而略偏西。
幢高4.90公尺。土衬之上为八角须弥座。下澁上之覆宝装莲瓣，每面二瓣。束腰八面，每面镌伎乐一龛。其上仰莲两层，平面作圆形。须弥座之上，立幢身，平面亦作八角形，刻《陀罗尼》及立幢人姓名。幢身之上施宝盖，表面镌流苏，八角出狮头，口衔璎珞。宝盖之上立矮墩，亦八角形，其上作八角攒尖形屋盖，无椽桷瓦陇之表现，但有显著之翼角及翘起。屋盖之上为八瓣山花蕉叶，其中四瓣较大，四瓣较小。山花蕉叶之内为覆钵，其上出仰莲覆宝珠。
幢之建立年代及姓名有下列题字:
佛顶陀罗尼经一卷，唐乾符四年岁次丁酉七月庚子十九日戍午建立毕 都料高怀让明修幢尼宿因 尼法因 尼宝严
此幢年代较佛殿阶前幢迟二十年。其中仅尼宝严之名见于两幢。幢高大虽远过于大中十一年幢，但权衡笨拙，刻工粗糙，在艺术造诣上则远逊也。
——待续——
（原文刊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